唐代絲綢

本文摘自：《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作者：高山，原題為：《淺談薩珊波斯王朝藝術對唐朝的影響》

摘要：開放的政治環境和“絲綢之路”的暢通，造就了唐代對外交流的繁榮。在東西文化的相互碰撞中，異域文化影響并豐富了唐代本土文化的內容和樣式。薩珊朝波斯王朝的藝術成為了除了羅馬、印度以外的具有重大影響的外來因素的藝術樣式。對唐代的唐金銀器和織錦藝術產生了重大影響，形成了唐代工藝美術新的裝飾風格。

薩珊是3-7世紀波斯（今伊朗）的一個王朝。其疆域從幼發拉底河一直延伸到興都庫什山脈。其金銀工藝舉世聞名。史籍記載薩珊朝波斯在北魏時期與中國就有往來。到了唐代這種聯系繼續得到了發展。公元651年，薩珊被阿拉伯人滅國后，其王子卑路斯和大量波斯人流亡到中國，在此后的幾百年里，仍然與唐朝保持著密切的交往。唐朝雨波斯的交往，是唐朝對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也使得薩珊波斯藝術成為除了羅馬、印度以外對唐朝工藝美術影響最大的外來藝術形式。對唐朝工藝美術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金銀器和激進藝術方面。

一、對唐朝金銀器藝術的影響

隨著薩珊王朝與唐王朝的頻繁交流，其發達的金銀器制造技術也流傳到中國。對唐代的金銀器皿制作起了相當重大的作用。雖然中國在商代就已經出現了金銀器，但是唐代金銀器的使用數量直達，是前代所不能比擬的。考古出土的唐代金銀器比以前各個朝代所出的金銀器的綜合還要多幾倍。夏鼎先生曾指出，金銀器皿到唐代才發達，可能是受到薩珊王朝金銀器工藝的影響。

（一）造型

薩珊朝金銀器獨特的造型風格和工藝影響了唐代金銀器形制的制作。面對異域文化開放的唐人不是直接“拿來”，而是結合了唐人的生活和審美習慣加以融化吸收和創新。唐代金銀器中的金銀長杯就是對薩珊式銀器的模仿和改造。多曲長杯原本是典型的波斯薩珊式的器物，口沿和器身呈變化的曲線，宛如一朵開放的花朵，唐超人對這種造型奇特的器物十分喜愛。薩珊式多曲長杯內部突出的棱線不同于中國器物光滑的內部，通過唐代的工匠的改進和調整，加高器足和器身，淡化內部突起的棱線，風格已全然不同于薩珊式的長杯，也成為唐代的創新器物。唐朝前期的金銀器常見的是我西方的造型，中國的裝飾。如1970年陜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三件八棱金把杯，柄呈圓圈形，足部邊緣有聯珠，各棱面分隔處也有一列豎直的聯珠，這些都是薩珊式的風格。而器身的八哥棱面浮雕的樂工或舞伎，卻是具有中國風格的人像和衣服。薩珊式金銀器的造型也被移植到唐代瓷器的造型中。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青瓷鳳頭龍柄壺，壺身堆貼瑰麗的紋飾，壺身塑成鳳頭，由口沿至底部連接著生動活潑的蟠龍壺柄，吸收了薩珊金銀器的造型，又采用中國本土的龍鳳紋作裝飾創造出的一種新的分割，成為具有代表性的北方產品。

此外，薩珊波斯金銀器的凸紋裝飾工藝對唐代的金銀器裝飾工藝也產生較大的影響。凸紋裝飾技術屬于錘摕工藝，又稱為模沖，是一種不同于中國傳統的鑄造成型的工藝。錘摕是西方金銀器主要的成紋方法。在拜占廷、波斯以及中亞都久有傳統。即在金銀器物的表面用事先預制好的模具沖壓出凸起的花紋圖案，這種工藝使得主題花紋突出，立體感強，具有極強的裝飾效果。由于金銀的材料都具有較好的延展性，錘摕成型更能體現金銀制品的特質和美感。因此，這種技術的傳入便得到廣泛的應用。西安何家村出土的舞馬銜杯紋皮囊式銀壺、鎏金龜紋桃形銀盤和鎏金雙狐雙桃形銀盤就是這種技藝制作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