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論

沒有法律依據的政府強制墮胎、強制攤派生育指標等“計生執法”，必須被叫停。計劃生育固然是國策，但必須依法而行，蘭陵縣的“流產指標”事件，逆時代而動、逆法治而行，必須被嚴厲追責。

為了限制“超生”人口數量，今年4月開始，山東臨沂蘭陵縣被指給基層干部下達“流產指標”，每個村需完成固定數額的“超生”婦女引產的任務。該縣某村支書表示：他們村子共有1500人左右，被分派了6個流產指標，但村里只有一名“超生”婦女，為了完成任務，他還得向醫院購買“流產指標”（據澎湃新聞）。

蘭陵縣為計生考核的政績，向婦女下達“指標”；明明一個村子沒那么多“超生”婦女，卻被攤派這么高的“流產指標”……聽著像一個黑色幽默。

應該注意到，這次“流產指標”事件，和之前“貴州省不認可安徽的二胎證，責令女教師引產”事件，之所以能引發全社會的討伐，甚至后一事件還驚動了國家衛計委，是因為計生工作的大氣候變了：“單獨二孩”放開之后，生育環境相對寬松；中國正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過去司空見慣的野蠻計生執法，再也不會被“寬容”。

首先，眾所周知，在過去將近30年的時間里，基層野蠻的計生執法多見：有些基層政府直接下達“流產指標”、對孕婦強行引產。頂著“計劃生育一票否決”的政績考核壓力，一些明顯溢出法律渠道的“墮胎執法”，罕有受到嚴肅追究的，特別是沒受到法律追究。比如，2012年，陜西省安康市鎮坪縣懷有7個月身孕的馮建梅，在被當地鎮政府強制引產，病床上血淋淋的胎兒照片，引爆了輿論，最后也只是兩名官員被撤職了事。

“見怪不怪”，不代表這些行為是合法的。相反，國家法律從來沒有授權任何政府部門進行強行墮胎；責令引產也不是法定的行政強制手段。對政府來說“法無授權，即不可為”，否則就是權力的“任性”，就是越權，甚至可能構成違法、犯罪。

計劃生育當然是國策，但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當下，個別地方官員不能再按老皇歷辦事，以為再重復之前的野蠻執法，仍然不會受到法律追究，那恐怕是錯打了主意。

其次，“放開單獨二孩”之后，全社會都希望有一個更為人性化的計生執法環境，為生育政策可能的進一步調整留足空間。那么，計生考核也就應該考慮做出微調。

比如，這次臨沂市在2014年山東省計生工作考核中“排名墊底”，“合法出生人口和性別比”等考核指標，“都不理想”，所以在壓力傳導之下，臨沂下屬的蘭陵縣才有如此荒唐的“流產指標”攤派。這種攤派，其實是基層官員為了個人政績，罔顧法律、罔顧孕婦、胎兒生命，不擇手段，逆國家計生政策的大勢而動。

為了法治的尊嚴、生命的神圣，也是為中國人口政策留下調整空間，之前一些地方政府推行多年的、沒有法律依據的強制墮胎、強制攤派生育指標等“計生執法”，必須被叫停。蘭陵縣的“流產指標”事件，逆時代而動、逆法治而行，必須被及時嚴厲追責，才能起到彰顯依法治國的立木取信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