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上面爬滿了蚤子。——《天才夢》

對于張愛玲來說，家或許是“一襲爬滿了蚤子的華麗的袍”。

1920年9月30日，張愛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區(qū)麥根路一幢沒落貴族的府邸。這里便是張愛玲的第一個家。

與張愛玲同時代的作家，沒有誰的家世比她更顯赫。祖父張佩綸，光緒年間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清流黨”的主要人物；祖母李菊耦是李鴻章的女兒。張愛玲生母黃素瓊（又名黃逸梵）則是首任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的孫女，后母孫用蕃是曾任北洋政府國務(wù)總理的孫寶琦之女。清末顯赫的幾大姓氏都與張愛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然而，在這個大家族中，卻上演了一幕幕活生生的世事變遷、聚散離合。不幸的童年給張愛玲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張愛玲的父親張志沂（左二），母親黃素瓊（右二），姑姑張茂淵（右一）等在天津英租界住處的花園里。（資料圖）

說好永遠的，不知怎么就散了。最后自己想來想去，竟然也搞不清楚當初是什么原因把彼此分開的。然后，你忽然醒悟，感情原來是這么脆弱的。經(jīng)得起風(fēng)雨，卻經(jīng)不起平凡；風(fēng)雨同船，晴天便各自散了。——《一別一輩子》

一樁不幸的婚姻，沒有人受益，每位都會受傷，而最大的受傷者便是子女。來自于父母這兩條支流的痛苦，到子女這里便匯聚在一起。這種痛苦的匯聚使得子女們不能如正常人一樣看待人生。連思考的角度也是悲傷的。

張愛玲的父母在結(jié)婚時曾是一對人人稱羨的金童玉女。有錢有閑，有兒有女。有汽車，有司機，有傭人，張愛玲和弟弟還都有專屬的保姆。那時張家的日子是非常風(fēng)光的。然而婚后不久，張愛玲的父親張志沂開始花天酒地。嫖妓，養(yǎng)姨太太，賭錢，吸大煙，一步步墮落下去。受過五四運動和新文化影響的黃素瓊無法忍受丈夫的紈绔作風(fēng)，離家出走以示抗議——名義上好聽一點，是說出國留學(xué)。

后來，張志沂再婚，后母孫用蕃進門。孫用蕃與張志沂都有抽大煙的癖好，進門后不僅抓緊日常開支，還一再鼓動張志沂搬到位于泰興路和泰安路轉(zhuǎn)角的大別墅里。在這里，張愛玲與父親之間的和平被打破。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17歲的張愛玲向父親提出出國留學(xué)的想法，結(jié)果惹得父親暴怒。淞滬戰(zhàn)場的炮火，家中的爭吵，令張愛玲驚擾難眠，就跑去與母親同住，這在父親看來是一種明顯的背叛。有一次，張愛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幾天，回來竟遭到繼母的責(zé)打，然而繼母誣陷張愛玲打她，父親發(fā)瘋似的毒打張愛玲，“我覺得我的頭偏到這一邊，又偏到那一邊，無數(shù)次，耳朵也震聾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還揪住我的頭發(fā)一陣踢”。然后父親把張愛玲關(guān)在一間空屋里好幾個月，由巡警看管，得了嚴重痢疾，父親也不給她請醫(yī)生，不給買藥，一直病了半年，差點死了。她想，“死了就在園子里埋了”，也不會有人知道。在禁閉中，她每天聽著嗡嗡的日軍飛機，“希望有個炸彈掉在我們家，就同他們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這場幽禁持續(xù)了半年之久。1938年的一個深夜，張愛玲終于逃離了這個曾經(jīng)顯赫的家族，奔向了母親的家。

張愛玲童年照（資料圖）

我覺得一條長長的路走在了盡頭。——《小團圓》

張愛玲沒有料到，錢的問題，最終消磨掉了母女間的情感。

張愛玲去了舅舅家對面的開納路開納公寓，和母親及姑姑共同生活。不久，弟弟也跟著來了，他只帶了一雙用報紙包著的球鞋，請求母親收留，可惜黃素瓊的經(jīng)濟能力只能負擔一名子女的教養(yǎng)費用。看著弟弟離去的身影，張愛玲終于發(fā)現(xiàn)母親的窘境超乎她的想象。

母親的古董越賣越少，又要張羅張愛玲讀書的費用，過日子自然精打細算。從來沒做過家事，沒搭過公交車的張愛玲，一切都需從頭學(xué)起。母親和姑姑教她怎樣過不再有人服侍的生活：包括洗衣服，做飯，買菜，搭公交車，省錢……

張愛玲料想不到，錢的問題，最終會慢慢消磨掉母女間的情感，張愛玲寫道，“她的窘境中三天兩天伸手向她拿錢，為她的脾氣磨難著，為自己的忘恩負義磨難著，那些瑣屑的難堪，一點點地毀了我的愛”。

第二年，張愛玲一鳴驚人，以遠東區(qū)第一名的成績考入英國倫敦大學(xué)，可惜日本侵華的炮火阻斷了她的行程，她只好轉(zhuǎn)入香港大學(xué)。然而，黃素瓊在自己的游歷和女兒上大學(xué)之間，選擇了自己的游學(xué)，對張愛玲的學(xué)費就斷掉了。

在香港大學(xué)，張愛玲發(fā)奮讀書，門門功課都能考第一名。一位名叫佛朗士的英國教授私人獎勵了張愛玲800港幣的獎學(xué)金，正是這800港幣導(dǎo)致了張愛玲對母親的徹底絕望。黃素瓊來香港看張愛玲的時候，聽說教授給了這筆獎學(xué)金，竟然拿著這筆錢出去打麻將，全部輸?shù)袅恕Ｒ恢钡剿叩臅r候也沒有問過張愛玲，這學(xué)期的學(xué)費、生活費怎么辦。自此，張愛玲和母親的關(guān)系到了盡頭，正如《小團圓》里的那句話，“我覺得一條長長的路走在了盡頭”。

張愛玲、胡蘭成（資料圖）

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里。但她心里是歡喜的，從塵埃里開出花來。——張愛玲送給胡蘭成照片背后的留言

張愛玲與胡蘭成的戀情，雖短短三年，卻是她一生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1943年12月，胡蘭成翻閱蘇青主編的《天地月刊》，讀到張愛玲的《封鎖》，“才看得一二節(jié)，不覺身體坐直起來，細細地把它讀完一遍又讀一遍。”

他從蘇青那里取得張愛玲家的地址，登門求見。可惜未被接見，他只得留下字條，本來未抱什么希望，不料第二天張愛玲回電，二人開始往來。

23歲從未談過戀愛的張愛玲，遇到的是年長她14歲的情場老手胡蘭成。胡蘭成曾任汪精衛(wèi)偽政府宣傳部政務(wù)次長，能言善道，在南京有一妻一妾以及數(shù)位情人。但戀愛中的張愛玲難以自拔，她送給胡蘭成一張自己的照片，后面留言：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里，但她心里是歡喜的，從塵埃里開出花來。

這是張愛玲在豆蔻年華的少女時代，純潔的情愫開出的第一束花朵。從此，他們情書往來，沐浴在熱戀的愛河里。此時的胡蘭成已續(xù)娶英娣為妻，然而，他與張愛玲兩心相印，兩情相悅，兩顆相愛的心歷經(jīng)磨難貼近到一起，不可避免地撞擊出絢麗的火花。他們沖破道德和理智的羈絆，成了一對相親相愛的情侶。

也許每一個男子全都有過這樣的兩個女人，至少兩個。娶了紅玫瑰，久而久之，紅的變了墻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還是“床前明月光”； 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飯粘子，紅的卻是心口上的一顆朱砂痣。 ——《紅玫瑰與白玫瑰》

這就是張愛玲式的性感，譏誚、冷漠、帶著置身事外的居高臨下，卻又一語驚醒夢中人。

1944年8月，胡蘭成在拋棄一妻一妾后，與張愛玲定下婚約，考慮到時局不穩(wěn)，兩人沒有舉行正式儀式，只寫婚書為定：胡蘭成、張愛玲簽訂終身，結(jié)為夫婦，愿使歲月靜好，現(xiàn)世安穩(wěn)。然而，這次婚姻是極不明智的選擇。

盡管張愛玲一生都有“獨在小樓，不管政治”的姿態(tài)，但選擇胡蘭成無疑成為世人眼中的污點，人們可以接受不同政派，但絕不能接受漢奸。即使只論個人感情，這次選擇也是失敗的。胡蘭成沒能給張愛玲帶來安穩(wěn)、靜好，而是深深的傷害。

先是胡蘭成去武漢辦《大楚報》，愛上了護士小周；后來抗戰(zhàn)勝利，胡蘭成逃亡，留下張愛玲獨自面對輿論攻訐，他則愛上朋友的妻子范秀美。張愛玲去溫州找他，要他在自己與小周之間做出選擇，他不肯。張愛玲責(zé)問他：“你與我結(jié)婚時，婚帖上寫‘現(xiàn)世安穩(wěn)’，你不給我安穩(wěn)？”胡蘭成的回答是：“我待你，天上地下，無有得比較。若選擇，不但于你是委屈，亦對不起小周。人世迢迢如歲月，但是無嫌猜，安不上取舍的話。”

我們再也回不去了。——《半生緣》

這大概是世上最凄美的情話，我們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的，除了歲月，還有自己。留下的，僅是一場空歡喜。

張愛玲隱忍到1947年，待胡蘭成已經(jīng)完全脫離險境，才寄了一封分手信給他：“我已經(jīng)不喜歡你了，你是早已經(jīng)不喜歡我的了，這次的決心，是我經(jīng)過一年半的長時間考慮的，彼唯時以小吉（小劫）故，不愿增加你的困難，你不要來尋我，即或?qū)懶艁砦乙嗍遣豢吹牧恕?rdquo;隨信還附了30萬元錢，作為分手費，那是她新寫的電視劇本《不了情》《太太萬歲》的稿費。

5年后，張愛玲離開上海，只有姑姑一人知情。張子靜曾去找過一次張愛玲，姑姑只是回答：“你姐姐已經(jīng)走了。”多年后的今天，常德公寓里管電梯的師傅都能像“張迷”一般一口氣報出張愛玲曾經(jīng)在上海的蹤跡，但張愛玲早已離去得決絕無蹤。她在亂世中經(jīng)歷了父親的家、母親的家、胡蘭成的家，卻都不是家。在她華麗的前半生里，她想求一個家而不得。

張愛玲（資料圖）

笑，全世界便與你同聲笑，哭，你便獨自哭。——《花凋》

張愛玲在美國的日子并不好過，越到晚年越孤僻。

1955年張愛玲到了美國，但她引以為自豪的寫作卻遭遇毀滅性打擊。一部部作品寫出來，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絕，為此張愛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淚。絕望之中她只好為香港電影公司寫劇本以謀生，甚至著手寫作《張學(xué)良傳》。她終于發(fā)現(xiàn)，她并不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紅”的天才。其實，20世紀40年代她在兩年內(nèi)從一個因戰(zhàn)爭輟學(xué)的大學(xué)生一躍而成為上海最有名的作家，是與上海“孤島”時期的特殊形勢分不開的。藝術(shù)和人生的“傳奇”，并不能到處復(fù)制。

在張愛玲的性格中，有一種寒意沁人的真正的冷。在生命中的最后20年，張愛玲呈現(xiàn)出越來越顯著的心理疾病。她對人越發(fā)冷淡，生活日益封閉，家具、衣物隨買隨扔。她其實是以這種方式，來擺脫內(nèi)心的空虛與枯寂。

而多年來一直潛伏在心里的“虱子”，此時終于變成實實在在的客體，來向她發(fā)動最后的攻勢了。在洛杉磯的最后23年里，為了躲避這種令她觸之喪膽的小東西，她在各地旅館輾轉(zhuǎn)流徙，隨身只帶幾個塑料袋。在搬家中，財物拋棄了，友人的書信遺失了，甚至花幾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譯稿也不知所終。去世前4個月，她還寫信給林式同，說想搬到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或內(nèi)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去——這兩個地方都是沙漠，也許她以為在沙漠里可以擺脫被虱子咬嚙的苦惱。

1995年9月8日，張愛玲謝世于美國洛杉磯寓所，7天后才被人發(fā)現(xiàn)。屋里沒有家具，沒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蓋著一條薄薄的毯子。一個曾經(jīng)無限風(fēng)光的生命以一種最凄涼的方式凋零。

張愛玲寂寞地走了，正如余秋雨在《張愛玲之死》中所說：“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學(xué)并不拒絕寂寞，是她告訴歷史，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xué)還存在著不帶多少火焦氣的一角。正是在這一角中，一個遠年的上海風(fēng)韻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