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州民國商事

題    記

現在，當我們看到“工業——富民之要”、“工業——強市之基”這些稔熟的詞匯時，卻并不了解中國和當地工業興起的艱難歷程。回味這些業已過去的歷史，對當今社會生活還有什么提示與啟發嗎？我不敢有此奢想，但總想在回顧中有所品味。

“隴南王”的開拓軼事

在軍閥混戰遍及全國的民國8年2月14日，渭川道（ 民國2年，秦州改為天水縣，隸屬隴南道；民國3年6月，隴南道改為渭川道，轄天水、秦安、伏羌、武山、通渭、禮縣、徽縣、兩當、西和、成縣、武都、西固、文縣、清水14縣）所轄的天水縣城，出現了一位身穿北洋軍軍服的鎮守使。這位鎮守使一到天水，狹窄的鋪滿小石子的古街上，突然出現了一輛希奇古怪的鎮守使專用馬車，讓市民在震驚之余，不免大開眼界。

那是一輛舊式的四輪馬拉轎車，有四匹馬并列駕轅。車夫是個白皮膚，藍眼睛，黃頭發的白俄羅斯少年。他中等個兒，著白襯衣，黑領結，綠馬褲，長統靴，歐式禮帽頂插著根一尺來長的白羽毛，大有歐洲騎士風度。這離奇的衣著，加上馬車奔跑時頭頂絨絨的羽毛隨著全身的幌動搖擺飛舞，市民見狀，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雞毛飛”。“雞毛飛”個頭不高，卻精健敏捷，武藝過人，是鎮守使的得力保鏢。他的馴馬技術更讓市民感到離奇。趕車不用馬鞭，而是吹著長短不一的口哨，幾匹馬聽任指揮，以哨喑為準，慢時行駛平穩，快時奔馳如飛。轎子里邊的鎮守史不是搖頭愰腦，觀景思謀，對古城街道的狹窄和城門牌坊之多阻礙車輛通行皺眉不止；就是閉目養神，遐想著要把自己的小天地來個改頭換面，有點北平、天津的現代氣派。

鎮守使名叫孔繁錦，安徽合肥人，畢業于清末陸軍講武學堂。就職于皖系軍閥段祺瑞部下，也受到袁世凱的賞識，授于陸軍中將和銘威將軍。是民國初期甘肅督軍張廣建的胞弟。因繼嗣舅父孔家，故改姓孔。這讓他頭上有了一個顯赫的光圈，遂以“至圣七十四世孫”為榮。民國3年隨張廣建來甘肅，任親兵司令。民國7年（1918年），因隴南局勢不穩，張廣建以援助陜西軍務和清鄉為名，派孔繁錦帶領省防軍三營駐守天水。民國8年（1919年）撤消天水總鎮建制，任命孔繁錦為隴南鎮守使，后又兼任陜西邊防督辦，援川總司令等職。從民國8年到民國15年，統治了隴南整整八年。因獨霸一方，割據天水，人稱“隴南王”。

這個令州人震驚，也遭人唾罵；這個既高高在上，又喜深入巷里鄉間私查暗訪，想當現世“包公”，又亂殺無辜；這個擴充軍隊，獨覽大權，生性爆燥，又豁達，無成府，惜名譽，禮士紳，能夠采納建議；這個既大量斂財，又用于社會，大刀闊斧改造市容，興辦實業與教育，還能解囊資助培養人才；這個既得勢時當王者，又能失意后甘當百姓的人，他的多重性格和新舊交替的時代特征，讓他在秦州的八年中扮演了多個角色。在秦州人的印象中真是太深太深了，以至有關他的作為，不管是貶意的，還是褒意的，都如故事一樣在民間津津樂道地相傳至今。

事非功過

歷數孔繁錦的功過，是否可以磬竹難書？在他統治秦州的八年期間，設造幣廠，大造銅元，濫發紙幣，致使物價飛漲，百姓叫苦連天；屢換貨幣，使小商販相繼破產；大興土木，廣征民夫，加大稅收（歲額自二十余萬增至四十余萬，正供賦稅，不在此數）繁重的勞役、賦稅，致使民不聊生；大開煙禁，毒害民眾，迫令農民種植鴉片，種者收煙款，不種者收“懶務款”。于是，隴南一帶罌粟遍地，出現了“萬紫千紅總是煙”這美麗而怪誕的景象。

孔通過以上途徑大量斂收錢物。而這些錢物除用于官府經費和供養軍隊外，還用來興辦實業及社會公益事業。先后創辦隴南機器局、天水電燈局、和豐制革織毛有限公司、天隆紡織廠等工廠；資助辦學，修建西醫醫院；整修街道、興修公路、便利交通；拓寬街道，加固河堤……難怪孔常常以理財家、實業家、教育家自居。

在軍閥混戰，生靈涂炭的民國初期，備受戰亂之苦的秦州人民，在孔繁錦統治的八年里，倒出現了一度相對穩定的局面。

看來，孔繁錦既是一個遭人遺責，獨霸一方的軍閥；又是一位開拓型的人物。他在秦州執掌軍政大權的八年中，確實“繁花似錦“地大干了一場，而且創造了幾個“第一”,使古老的秦州向現代化邁進了一大步。　　　　　　

“軍事家“的謀略

常言道：“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便是草頭王”。帶兵起家的孔繁錦，雖總結不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真理，卻目睹了袁世凱竊國的前前后后，深知“有兵就有一切”。從民國8年一上任，就招兵買馬。先招兵1200人，分編為三個補充營，駐扎在東教場。一面加緊訓練，一面在東教場西則興建大型營房三座。將軍需費用全攤派給各縣承擔，不足之數，又硬性分派地方士紳和商會資助。用這些搜刮來的錢從上海等地購進大批德國槍炮武器。

民國10年（1921年）先后接收了甘肅新建左軍吳攀桂、右軍吳桐仁的全部軍隊，將自己的軍隊擴充為三十二個營，由他親自訓練。他整軍經武，治軍嚴格，改善武器裝備，實行新式軍制，使其部隊軍容整齊，裝備完善，武器精良。其中有特種裝備的騎兵2營、炮兵2營、輜重兵2營，編為三個旅，約一萬多人，分別駐扎在隴南14縣。

孔繁錦常常全副武裝，騎著高頭大馬，漫步在東教場對面的“禇葛軍壘”這個小小的土堆四周，遐想著禇葛亮當年點兵的雄壯場面，輕蔑地哈哈大笑：請看看你對面那排列整齊的軍營，裝滿武器的軍庫，荷槍實彈正在操場上撕殺拼打的練武場面吧，要比你當年威風百倍哩！

“實業家”的膽識

經濟的開發離不開政治的改革。辛亥革命前后，隨著封建經濟的解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逐漸代替了腐朽的封建主義生產方式。學習西方的新式生產技術、科學知識和經濟制度，新辦新式的民族工商業，已經成為當時社會的一種時尚。無論改良派的“實業救國”論；“求富”、“興利”的經濟思想；還是孫中山的“民生主義”與后來的“新民生主義”，都多多少少左右了孔繁錦的執政策略。其“求富”、“興利”的主張，與孔繁錦鞏固政權的想法是多么吻合！他尤其贊同“‘富’是‘強’的基礎，中國必須先富而后強”的論斷，而他獨霸一方的政權也必須先富而后強。孔繁錦認定，有了軍隊，還得有錢。作為卦著“民國”招牌的北洋軍閥中的一員，他打著學習西方“富強之術，救中國危弱”和“使地方進于治安之軌道中”的旗號，辦與自己有利的實業。

他到天水任職的第二年，就向各縣攤糧派款，大量搜集資金，先后辦起了隴南機器局、天水電燈局、和豐制革織毛有限公司、天隆紡織廠等企業，讓秦州這座古城聽到了機器的轟鳴，自產自銷的商品流動，旁晚商店廚櫥窗閃亮的電燈和街道邊明晃晃的路燈。市民用驚異的眼睛觀望著這“點燈不用油”的神功奇能，一時轉不過向來。這一神秘的現代能源的引進，使秦州人踏響了時代的腳步聲，開始向現代化邁進了！

孔繁錦是個喜歡變革的人，也許在他踏進秦州城內，禮賢下士地拜訪了哈銳先生并參觀了秦州第一所工廠——炳興火柴公司的時候，就有了自己開辦實業的諸多設想，并聘請哈銳為顧問。所以在一開始辦廠時就有了先辦一個機械廠，形成煉鐵、煉鋼、煉銅，制造軍械、鑄造銅元、銀元一條龍生產線的宏偉規劃。他一上任，就下令銷毀了沿襲明清兩代由官爐所鑄的銅錢——“制錢”，準備由衙署范鑄銅元。因此一次性投資300萬銀元，從上海、漢口購進外國機器，又以重金從漢陽兵工廠和四川請來技師、技工，還聘請了一位德國機械專家為顧問。于民國11年2月，拆毀南郭寺隨朝所建磚塔，在軍營以東辦起了“隴南機械局”（現岷山廠），其廠占地面積廣，建筑規模大，設備先進，墻垣高厚，被市民稱為“新城”。有職工200－300余人，孔自己任總辦，杜斗山任會辦。但開辦后，由于燃料供應困難，不得不停止鋼鐵冶煉，專鑄造銅元，修理槍炮軍械。用雜銅鑄造的50、100、200文砂板銅元，在隴南各縣流通，后更名“隴南造幣廠”。

為給造幣廠解決動力，同時也給他的衙署解決電燈照明，于民國11年，從上海購進30千瓦馬力蒸氣機、50馬力煤氣機一部，30千瓦三相交流發電機一部，燃料用木炭和木材。先在東教場造幣廠內安裝發電設備，成立了“天水開明電燈公司”。 當年3月，發電容量達30千瓦，供電容量23.4千瓦。燈炮一般只有16燭光，約400多個燈頭。僅供大街、衙門、公館和幾家比較大的商號照明。市民都感到希奇，每天晚上有幾百人到衙門門口看電燈。

民國12年，因發電廠距衙署較遠，不便衙署供電修理，又將廠址遷至廣益倉院內（今天水報社印刷廠），修建了廠房，移裝了機器，正式命名“天水電燈電話局”。并在大城一帶架設路燈。其時，東起五里鋪，西到堅家河，電燈照亮了秦州夜，使天水成為甘肅省第一個出現路燈的城市，也成為后來（民國16－34年）天水電燈廠和天水電廠發展的基礎。

民國14年3月，利用隴南豐富的皮毛資源，在城南水月寺（現人民公園）又創辦了官商合股經營的“和豐制革織毛有限公司”，招收職工200多人，其中有一些多年從事制革生產，經驗豐富的老工人。還用高薪從四川騁請了幾名技師作指導，專門生產軍用皮件、皮革用品。由于技術力量雄厚，產品質量較高，原料價格低廉，產品深受全國各大商埠歡迎。但市場上銷售卻寥寥無幾，這些軍用產品大部分被孔繁錦贈送給各地軍閥用來換取槍炮子彈，武裝自己。

同年，又在鐘樓巷（現青年北路秦洲區招待所）籌辦了“”天隆紡織廠”。紡織業是秦州手工業的強項，并逐漸被機器所替代。早在光緒三十年（1906年）日本產織布機、紡織機、彈花機等先進設備已相繼進入秦州，寬幅的洋布“愛國布”替代了窄幅的手工“土布”，以優質產品暢銷各地。張謇的“棉鐵主義”認為，紡織中最適于中國普通用者惟棉，是中國廣大人民所必須，銷路廣，獲利容易。孔繁錦也視其為發財致富之路，從上海一次性購來織布機90多臺，如果這90臺機器都轉動起來，那將是一個怎樣宏觀的場面！定能從質量、產量上勝過“德用生布莊”那些只有十來臺機器的私方小廠。但因沒有買到紡紗機，只得從西安購買現成棉紗使用。雖然織出的布質量較好，但棉紗成本太高，利潤微薄，只能少量生產。為彌補損失，增加利潤，便從上海直接進布，在天隆批發，但天隆的實力依然不足。為了支持天隆的發展，孔繁錦另辟溪徑，從各縣征調精壯騾子120多匹，隊員200人，組成騾馬運輸局，交由天隆廠管理使用。并在河南的陜縣觀音堂，設置了隴南鎮守使署辦事處，專營貨物運轉事宜。浩浩蕩蕩的官騾子運輸隊終年往返于他自民國10年以來修筑的關隴和隴南各縣的馬車大道，將天水的藥材、皮貨、鴉片等運往各大商埠，再從各大商埠買回洋貨、布匹、綢緞、機器、槍枝彈藥。至此，天隆廠的盛名遠揚省內外各大商埠，生意日益興隆。隴南、隴西、洮岷各地都成了天隆的原料供應地和商品銷售市場。

當秦州城的北、東、南三面都響起隆隆的機器聲時，隨著產品的流通，財源滾滾而來，不管是救國，還是救自己，孔繁錦都會因自己已成為真正的實業家而感到自豪了。

“教育家”的氣質

中國歷來是一個多口號的國家，當清末民初“海陸軍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這些口號在激烈爭論中力圖改變中國命運的時候，我們無法知道孔繁錦是否認可了這些理論。但做為一個頂門的孔子第七十四代孫，遵照孔子“渝志育人，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也許是他義不容辭的職責。想孔子能以一布衣，養徒三千，開公學之先河；能以《詩》、《書》、《易》、《禮》、《樂》、《春秋》等典籍，教授普通人，“使六藝民眾化”，完成了空前未有的“大解放”，養成國家服務之人。我孔繁錦為何不能做到呢？

在他上任后的第二年，即民國9年（1920年），就創辦了兩所學校，一所西醫醫院：在大城東倉巷（現共合巷）辦起了“軍人子弟學校”（包括小學班和中學班兩部），校長由其表兄吳少候擔任；又在玉泉觀創辦了甘肅最早的軍事學校之——“甘肅省陸軍軍事學校”。由他的女婿吳國驊任校長，教員均聘請全國各陸軍大學畢業的甘肅籍學生（有進步軍人杜漢三等）擔任。學校的教學、設備也仿照保定軍事學校。分步、騎、炮、工四科，學制兩年，每期招收學生200人。先后辦了三期，共培養出軍事人才600余人。這些學生畢業后均分配到他的所屬部隊，擔任下級軍官。又在后街（現秦州劇院）創建了天水第一座設備較完善的西醫醫院—“華濟醫院”。在東橋頭西設立了一座軍醫院，專供軍人就診。

當時正置全國國民教育興起，順應時勢，孔繁錦也鼎力支持地方興辦教育，每年從賦稅總收入中撥出一定數額做為各縣興辦教育的經費。先幫助甘谷縣士紳宋子材創辦了全省第一所縣立中學。民國11年，又創辦了“天水縣第一區公立學巷小學”。

“甘肅省立第三中學”（民國3年由隴南初級師范學校更名）和“第六師范學校”（原三中內附設，民國10年分校），是隴南唯一的兩所省立中等學校，也是研討和傳播“新學”的中心。當孔得知學校經費不足時,便將鎮署經營的當鋪“惠濟便民局”的全部收入和一座水磨撥給學校，作為這兩所學校的補助經費；另撥給700元專款，讓學校購置教學儀器。自己又解私囊，捐贈1000元，以補不足。

每年還以發助學金的方式，資助在外省上學的趙宗晉、周冕等十余名學生。這在當今社會，也可以算作是一項義舉，而能夠解私囊資助教育的官員又有幾人？

“理財家”的風險

金融市場，是貨幣資金融通的場所，它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社會所有的經濟關系和經濟過程都要以貨幣（資本）形式表現出來。在整個經濟活動中，金融市場是經濟發展的牽引力。但是，孔繁錦的制幣，是自然災害使然。在他任鎮守使的民國9年12月16日下午7時，一場災難便降臨了。寧夏海源發生了8.5級大地震，渭川道轄區受到嚴重波及，剎時房倒山崩，人畜死傷無數。秦州城樓倒塌，全城壓死4600多人，牲畜7000多頭。連駐守大城西門的孔軍200余人也被壓死。南城外堤裂，有隙涌出黑水。馬跑泉、天水郡幾乎被震平，房屋悉數被毀。余震持續兩月余。海源大地震加劇了甘肅的錢荒，促使孔繁錦在天水鑄造出甘肅最早的銅元。因甘肅當時無銅元，仍延用清末的制錢，地震時制錢大量被埋，挖掘困難，造成錢荒。當時天水的一些店鋪，曾各自制做流通信用有限，使用不便的“油布帖子”和小紙票子使用。孔為了解決“隴南金融奇滯，兌換維艱”的金融危及，孔于大地震后首先開辦了甘肅省第一所“隴南造幣廠”，將隴南民間及庫存的“制錢”全部搜集起來，仿照四川軍政府所鑄造的四川銅幣模樣，交由造幣廠范鑄成面值五十、一百、二百的砂板銅元。這些砂板銅元用的是雜銅，而且是由征調來的銅匠用手工熔鑄而成，字跡模糊，薄厚不一，質量低劣，市民稱為“沙板”，民間仿造者頗多。一時砂板銅元充斥市場，真偽難辨，金融無法控制。孔對偽造者十分惱火，只要一抓住私造砂板銅元者，動輒推出轅門斬首。雖殺了好幾個人，但偽造者絡繹不絕，難以杜絕。只得大量印發“隴南鎮守使署鈔票”，用以代替砂板銅元。票面直書當制錢若干串，并印有隴南使署關防，以防假冒。

不料鈔票一發行，物價飛漲。不到半年時間，柴、米、油、鹽等生活必須品都上漲了二、三百倍，百姓怨聲載道。同時西安一家印刷商店也大量偷印隴南鎮守使署鈔票，由陜西商人帶到隴南，使砂板銅元大量外流，而使署的鈔票越來越多，更促成了通貨膨脹。孔即責令隴南實業銀號經理胡恕軒進行整頓，雖經多方努力，終未能杜絕弊害。直至民國14年（1925年），隴南機器局才試制成功機制銅元。這些銅元和四川銅元相似，只是輔幣中心有一“孔”字。同時，隴南實業銀號又印發了一元、伍元、拾元的銀元鈔票，票面為藍色，印有伏羲頭像作為標志。這兩種錢同時在市場上流通，便將以前發行的各種鈔票收回作廢，在南河灘焚毀，砂板銅元亦隨之作廢。這樣一來，市面上銀元價格和物價立即回跌，市場才日趨穩定。創造了又一個甘肅第一，經歷了金融市場的風險，也鍛練了他的理財能耐，孔繁錦豈能不以“理財家”自詡？然而貨幣貶值，物價飛漲的受害者卻是廣大百姓。

“開拓者”的勇氣

秦州是“絲綢之路”南線上的一個重鎮，是西去東返的必經之地。曾有“馳命走驛，不絕于明月，胡商販客，日欵塞下”之盛。當渭隴坻道、陳倉道、隴南故道、秦州至靜寧驛道、秦州至徽縣驛道、秦州至三岔驛道、秦州至禮縣驛道，這些古道組成了以秦州為軸心，構成南來北往的交通樞紐時，狹窄的古道已難以承載工商業興起后物流量和新型交通工具的運行。加之地震對道路的破壞，新筑公路已是在所必行了。孔繁錦沒有喊出“若要富，先修路”的口號，但他確實意識到交通對發展經濟的重要意義。從他上任的民國8年就開始，分幾次征調隴南14縣民工4萬多人，用兩年時間，以天水城為中心，興修了向周圍各縣輻射的大車路。

民國9年，大地震后，全國和一些國際慈善組織紛紛捐資支援甘肅抗震救災。因天水是重災區之一，得到救災賑款較多。衙署用“以工代賑”的方式，耗資折銀達16萬兩。征調民工興修了從天水經羅家堡、鹽官、長道、西和縣城至洛峪集、麒麟山、王家楞大車道，長300余華里；民國11年春，興修了從天水經云山鎮、遠門鎮、白駝到清水縣城，又折而北上經閻家店、馬鹿鎮、越關山至固關鎮的道路，長500余華里；同年秋，興修了從天水經興隆鎮、娘娘壩至江洛，再東行經徽縣、永寧達兩當的大車道，長500余華里；民國12年，修通了自天水經五十里鋪、關子鎮、甘谷、再西經盤安鎮、洛門鎮到武山縣城，長200余華里的大車道；民國14年，兩次征調民工，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在原大車道的基礎上，先后修成了從天水通往秦安、甘谷、西禮、清水至馬鹿的汽車路。從而大大改善了天水交通閉塞的狀況。在城市建設上，孔繁錦的“開拓”動作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

因原有街道全用石塊筑砌，高低不平，南北跨度狹窄，僅能容一輛馬車通行。民國11年，孔繁錦下令拆除前渭川道署當衢東西二轅門,天水大城城磚垛、東西月門及五城各街牌坊，先后兩次加寬街道，整修路面，開辟了由中城到西關的一條大街——后街（今自由路）。辟大城北門為華清門,通衢市廛南北.同時整修了市區全部路面，挖掉石頭，修成了平坦的沙土路,路面寬達6米。在廣武門（俗稱東梢門）外的羅玉河上還建了木結構的一座大橋，橋門上掛有“利涉橋”金字大匾，大大方便了市郊東西往來（孔敗走后的民國16年，羅玉河山洪暴漲，橋被洪水沖走，土紳蕭汝玉砍南郭寺白皮松修成窩橋，更名“青龍橋”）。

天水城南的耤河，河床高，清初宋琬曾修過，光緒中業也修過，但因是土筑，很不牢固，時隔二三十年，早已坍塌無幾，每當夏季山洪暴漲，常淹沒城外良田村舍，并危及城區。民國9年的特大地震，不但使堤壩崩裂，更有黑水涌出，潰不成形。民國11年，孔征調民夫3000余人，修成自東門外到堅家河長達五里的護城河堤。為防止堤壩滲漏坍塌，采用糯米汁澆灌石頭的辦法加固了堤壩，堤上種植了柳樹。這條堤一直保存至70年代。

民國14年，孔從各縣征調民工，籌集材料，擴建衙署。拆除了黃家所大部民房和漢陽書院，修起了富麗堂皇的鎮守使署（包括現在的軍分區、秦城區招待所和兒童活動中心大部分地方）。衙內還修建了專供游賞的西花園。大門修得更為講究，仿照蘭州明代肅王府的前門，比甘肅督軍府的大門還要高大。門額書“隴南鎮守使署”，落款為“至圣七十四世孫孔繁錦立”。兩扇大門上書“高門有阬，大邦維屏”的對聯。意高低無礙，安全無優，維地保民。”新建衙署竣工后，又在鎮署對面修建了天水第一座磚木結構的兩層大樓，用來招待賓客。市民稱為“九間樓”。

樂極生悲

大凡掌權者，享樂是權和錢的最終目的。孔繁錦的享樂卻有點獨特。生活上向西方人學習，趨于現代化；辦公則迷戀封建專制的那一套，大講排場，耀武揚威。

平時他和五個姨太太住在西花園內。室內陳設著全套豪華的西式家俱。木地板上鋪著毛氈，毛氈上又鋪有寧夏地毯，毯上還鋪著珍貴的野生皮，竭盡奢華。可是他卻不喜歡過衙署呆板的生活，酷愛外出查訪，親自審理民事。常身穿長袍馬褂，出沒于街頭巷尾，隨意斷決訴訟，以當世“包公”自詡。身后卻有五、六個馬并（警衛）跟隨。出巡各縣時則乘坐綠呢大轎，由兩班轎夫輪換抬轎，每班配備轎夫四至八人。上山時還要征用民夫二、三十人牽引。轎前轎后有馬隊護衛。后有乘坐藍呢大轎的隨從秘書和參謀跟隨。搭杏黃旗，背令箭、印信的無數差人前呼后擁，浩浩蕩蕩，聲勢之大前所未聞。

就在孔執政的后期，由于他剛愎自用，生活腐化，治軍未能堅明約束，又醉心于所謂的“明察暗訪”而不理政事。遂政治日益腐敗，上下貪污成風，統治集團內部勾心斗角，矛盾重重。其部屬大都兼營商業，牟取暴利；下級軍官和部分士兵也帶有家眷，且吸食鴉片成風。軍心瘓散，個個貪生怕死，毫無斗志。

而他常以殺人立威，審理案件往往以個人之喜怒來決斷事非，事非不分，黑白顛倒，錯殺無辜的情況時有發生，動輒推出轅門（豬羊市或東教場）斬首。又好興土木，民間連年疲于供應，因而民怨沸騰。有省立第一中學校長李璉書《致孔繁錦聯》三幅：

三進候門，忍看旋成旋廢；

百文沙板，吸干民血民脂。

司生殺之大權，令貪囊染紅百萬膏血；

督民眾以煙土，辦淫窟筑起九間樓房。

繁雜稅捐不勝數，辦廠練兵，一事無成，只此可知其政；

錦衣玉食有窮時，貪財好色，雙料惡棍，其余不足以觀。

但孔繁錦并不以為械，照樣耍排場，照樣揮霍無度。

民國12年6月,當四條公路竣工，城區街道拓寬后，便派人到上海、漢口購買汽車。但因西安至天水間沒有汽車可行之道（這條汽車路于民國14年5月才開始修筑），便改買了一輛小轎車。為天水最早的一輛汽車。在車行至觀音堂時，因坡度太大，小車上不去，只得邊駕駛邊用牛拉才運到天水。從未見過汽車的沿途百姓一聽說有汽車經過，便紛紛出動，爭相圍觀。當看到車前有牛奮力牽引時，都誤以為汽車真的要用牛拉。

小汽車到達天水后，更是全城轟動，百姓傾巷而出，讓孔老爺大大風光了一回！高興之余，第二年，又在市內專門舉行了盛大的試車儀式，召集各縣縣長、士紳、富商前來祝賀。街道兩旁人如潮涌，爭相觀看，成為剛創刊的隴南《醒強周報》轟動一時的頭條新聞。

九間樓落成后，孔繁錦更是大宴賓客，好好地慶賀了一凡。在全場同聲祝賀捧場的贊揚聲中，令他沒有想到的是，他的二太太，這個最讓她寵愛的女人，卻冷不丁說：“這樓好是好，電燈電話，樓上樓下，可就是缺了四個環。”孔不解其意，急問：“要環何用？”二太太扭動腰肢，一揚眉毛笑答：“走的時候可以提起來，好帶走呀！”四座皆驚，孔繁錦勃然大怒，將二太太吼了出去。后來的結果，難道讓她言中了嗎？

這年春節前夕，督辦衙門和對面九間樓平事官錢局(兌幣銀行)搭起了高大的彩門，兩旁張貼著紅紙金字的大幅春聯，高高的門額上用彩色燈炮組成“軍民同樂”四字，富麗而喜慶。大街上有名的幾家商號，也都掛上了電燈。到城里趕集辦年貨的鄉下人成群結隊，從百多里路上趕來觀看希奇。“軍民同樂”的喜慶氣氛一直延續至正月十六。

從鎮守使署到九間樓的落成，住樓房、用電燈、坐小車，孔老爺可真是享盡了現代文明，耍盡了威風。真是福兮禍所伏，在喜事連連的同時，卻埋下了悲從中來的惡果。

窮途末路話人生

民國13年（1924年）9月，孫中山下令北伐，并決定親自率領先頭部隊出發北上。忽然從北方傳來消息：北洋軍閥將領馮玉祥發動了政變，掌握了北京政權。原來馮早就傾向革命，辛亥革命時期曾發動過起義，對軍閥混戰極為不滿。民國13年9月，盧齊戰爭爆發，馮于10月19日發動兵變，推翻了直系政府，把自己統帥的部隊改為國民軍，以示與舊軍隊一刀兩斷，徹底決裂。并通電全國，主張召開全國和平會議，電請孫中山來北京主持統一大計。同時，命令擔任警衛司令的鹿鐘麟把已被廢黜，但一直坐在皇宮里準備復辟的溥儀趕出了紫禁城，拔掉了這座統治中國人民幾百年的封建巢穴。但不久，政權落在段祺瑞手中。

馮玉祥領導的北京政變，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得到了南方革命勢力的肯定與贊揚。孫中山特地致電祝賀，并表示即日北上，共商建國大計。幾經曲折進京后，不幸于民國14年（1925年）3月12日病故。

孫中山去逝后，民國15年（1926年）6月6日，國民政府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7月27日，十萬北閥軍分三路從廣州出發，開始了北閥戰爭。

幾經上臺、下野的馮玉祥，于民國15年（1926年）秋，與廣州北伐軍取得聯系，同年9月17日，誓師五原（內蒙邊界）。委派劉郁芬、蔣鴻遇坐鎮蘭州，分甘肅省為青海、寧夏、甘肅三省。任命劉郁芬為甘肅省主席，蔣鴻遇為邦辦。

處于軍閥混戰的亂世，任何一個掌握軍權的頭目，為了自身的利益都可以搖身一變，趨向自己的反面。面對局勢之變，孔繁錦不慌不忙，想自己與劉郁芬同是清未習武堂的學員，看在同學一場的情分上，劉定會給他面子。于是，派天水縣長王楨攜帶天水所產皮革、毛呢等物和隴南機器局、和豐制革廠的照片，一并贈劉，表示愿意和省方和好。誰知他認錯了人，這王楨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又不知他在劉郁芬面前說了什么離間的話？劉郁芬并沒有買他的賬，以至關系日益惡化。當隴東鎮守使張兆鉀稱兵發難時，孔開始保持中立，后聽信參謀長范連泌的話，越界駐兵狄道，與省軍沖突，后退守武山，未經交戰，一部分軍隊已被省軍繳械。國民軍15師旅長張維璽率部逼進天水，隴南形勢危急。

農歷七月初一日，孔的二姨太文華英正在舉行向家庵功德祠落成大典。庵內演戲誦經，熱鬧異常。忽報國民軍已至關子鎮，孔一面派其弟孔繁荃率部向西迎敵，一面召集民夫，挑挖戰壕企圖防卸。但毫無斗志的孔家軍，一上陣便不戰自敗，望風而逃。國民軍兵臨城下，孔只得一槍未發，決計撤退，先派遣輜重眷屬撤走。

民國16年7月15日旁晚，孔繁錦站在九間樓的窗口前環顧秦州城內，那兒，有他新建的行署和城內唯一的樓房，拓展的馬路，他的工廠，機器，那織出的毛呢、布匹、農具，還有由此而源源不斷流來的錢財……這一切都不屬于他了，都將被敵人占有。他不甘心，不甘心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讓別人占有。環顧室內，他的四個太太已經走了，樓房除去貼身士衛在整理行裝，顯得空空蕩蕩，地下是亂扔的文件紙張，不由流下凄楚的淚水。慌亂中他想起了哈銳，并約定與之會面。作為孔的顧問，在以往的會面中，哈每“遇事盡言，多見采納。”但令哈失望的是，“后漸為其同鄉僉壬所熒惑，日見剛愎，卒歸于敗”。現見孔行色匆匆，哭哭啼啼告知，其它東西丟失，他不足惜，唯軍庫里那數百萬槍支彈藥，他要燒毀，決不能留給敵人。哈勸其與公犧牲個人，以保全地方。他還是聽了哈銳的勸告，答應寧犧牲個人，免糜爛地方。遂于午夜時分，倉皇逃走。臨行留給劉郁芬一封信，只八字：“兄去矣，弟好自為之！”從而結束了他獨霸一方稱雄稱王的政治生涯。

在孔沿天水郡進溝，向南逃竄中。攜帶之物頗多（據載有十幾馱），車拉不動，便隨走隨棄，到徽縣時所剩只有十分之一、二，到達漢中時丟失殆盡。隨從、軍隊也四散逃跑，各奔前程。

第二天，城中殘余士兵搶掠數家商店。

國民軍兵臨城下，在北山上鳴大炮三聲，城內驚恐。士紳哈退軒、胡恕軒聯名寫了歡迎信送往城外，并大開城門歡迎國民軍進城。該軍參謀余九如，榆中人，素與胡恕軒交往甚好，又以胡為師，所以由余九如從中斡旋，7月16日國民軍排隊嗚槍入城，全城安然無恙。

孔走后，城內尚有子彈兩萬余箱，衣物70余箱，鴉片3000多兩，均寄存于天主教堂，全被張維璽沒收。孔衙內家俱全部被拍賣，共賣得銀幣2000多元。由張維璽的參謀長悉數獻于張，以討好上司。孔繁錦先前獻給甘肅省主席劉郁芬的禮物，劉主席也如數笑納。將隴南制幣廠和制革織毛廠全部設備遷往蘭州，改為蘭州制幣廠和蘭州制革廠。

孔輾轉逃往天津，已是身無分文。民國24年，失意的孔繁錦從天津返回天水，住在堅家河馬車店，與三姨太一起生活。好在李子園還有他的一片林場和兩輛馬車，便顧了人在那兒砍木燒炭，用馬車拉到城里出賣，以此為生度日。解放后，孔也成了運輸隊的一員，趕著馬車，奔跑在他最早開通的車道上，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至1951年秋病逝，終年71歲。

二太太其人

傳說，孔繁錦的二太太文華英早年在北京淪落為妓，頗具姿色，是段祺瑞特意賞給孔繁錦的，故孔極為寵愛。也許是受盡凌辱的痛苦身世，讓她看破紅塵，昄依佛門，雖居豪門富貴之室，卻一直與孔相悖而行。

當時，沿街乞討的窮人都知道二太太出門坐的是頂藍橋，每遇藍橋從署衙出來，便圍上去討要，橋內的二太太將早已準備好的小錢撒向橋外，予以濟貧。

孔繁錦為樹自己的威風，常常亂殺無辜，在審案前如有人求救于二太太，二太太知道案件中確有冤情，便前去說服孔，免其死罪。

所以一直以來，在秦州人心目中，視其為善人，并有佳話流傳至今。

那一年，她并沒有跟隨孔逃亡，而是選擇了出家當尼姑，以徹底獲得人身的自由。先是與幾個尼姑一道，住在雙橋聚寶盆，以盆內之地務農為生。后積得一些緣，在北山演法寺下新建一廟，名夏家庵。庵內養一白鶴，倍伴她孤苦度日。有關孔繁錦的一切，對外人也是守口如瓶。人生如夢，禍富無常啊！無常即是苦。“苦”之所以生起，其根源就在于“渴愛”。“渴愛”與強烈的貪欲相緾繞，無有滿足之日，無有止歇之日，使人的身心疲于奔命，最終必然導致人生的苦慘。她用佛家的觀念詮釋了這一切。

當然，落魄的孔繁錦每日臺頭就可以望見二太太居住的夏家庵。他很想去看一看她，可他一直沒有去。他不明白這個弱女子為什么要選擇這樣一條清冷的歸宿呢？人生的路多的是，既可以作為人上人享盡榮華富貴，也可以成為人下人過平平常常的日子，唯獨不能厭世。她為什么會厭世呢？她選擇的道路對嗎？這個賤婦人！他想起了她的話，只能長長慨嘆一聲。

尼姑文華英病故于60年代。

第一家官辦工藝廠

張道尹創政績

秦漢時期就從事漆器生產的秦州，唐宋享有“漆藝總匯”之譽的秦州，難道在之后的元明清幾百年中，漆器生產就銷聲匿跡了嗎？

作為一州之長的道尹張濟洪（史載張紹烈，安徽合肥人，民國7年11月——10年11月在任），雖在下令取消國民黨，解散國會，夢想復辟的袁世凱專政下依然戴著小帽，穿著長袍馬褂，卻剪掉了辮子，剪掉辮子就象征著革命。面對變革的時代大局，開辦實業之心早已萌動。孔繁錦以斂財為目的“開拓精神”，讓他羨慕不已。想開辦工業是一種新的時尚，它不僅可以擴大財源，還能顯示政績，便決計要創造一個第一。

他看好了天水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生漆。當時，天水、隴南分布的天然漆林約60萬畝，年產生漆10多萬公斤，而天水縣所轄北道鎮被列為全國19個重點產漆基地之一，僅小隴山林區年產生漆達3.5萬公斤，而且質地優良。生漆是漆樹新陳代謝過程中的一種自然分泌物，從漆樹皮割開處流出乳汁狀天然涂料，初為白色。有“白如雪、紅如血，黑如鐵”之稱。優質生漆顯“清如油，光亮照人頭，搖起琥珀色，懸絲釣魚鉤”之象。而天水的生漆，就具有這色澤變幻的神奇之象。當他瀏覽了山貨市（在自由路北）那些私人小作坊生產出售的木漆家俱，雖工藝粗俗，圖案多大紅大綠，卻還暢銷城鄉時，便決定辦一個這樣的工藝廠，并上報鎮守使署。

在隴南督辦孔繁錦的支持下，于民國10年秋，向領屬14縣籌集銀幣９萬元，作為辦廠經費，由當時的商務會長張子中主持籌建，創辦了“甘肅省隴南第一工藝廠”， 委任王德臣為經理，趙鐘琳任廠長。廠址設在瑞蓮寺（今奮斗巷內）。聘請西安汪基成、汪俊杰二人為技師，招收學徒7人，從事雕漆生產。產品只是用漆泥在木胎上灰好底子，再髹涂生漆數遍，磨平推光，再雕縷出花樣，后用采漆平填。小件有印盒、筆筒、梳妝匣、手杖、木碗、硯、茶碗等；大件有俄式靠背椅、搖椅、匾、對、大小圓桌等。因工藝精湛，美觀實用，且有耐燙防潮性能，故暢銷一時。

偶然的工藝創新

一開始，在陜西技師的指導下，主要工藝為雕刻平填。生產木器、漆器等10多種產品。因二汪能髹不善畫，雕漆產品上的繪畫書法只得由善長書法繪畫的廠長趙鐘琳和他的次子趙仰岷父子兩擔任。趙鐘琳，清增生，性和慧。清光緒中業，天水興辦防務，派其監管修筑河堤事宜，因工作勤奮，日夜操持，特授三品職銜獎勵。后因閱讀新學書籍雜志，接受了新思想，遂與汪劍平等參加黃鉞組建的臨時軍政府，任總務員。晚年工書法，擅山水、花鳥，成就頗高。趙仰岷工書、擅鐘鼎八分、北魏諸體。父子二人互補短長，或書鐘鼎八分，或畫竹蘭梅菊，題詩落款，所設產品圖案，如書畫作品，自樹一幟，尤以刻在靠背椅、衣架、桌面上的大篆鐘鼎，筆力遵健，書法古雅，使產品由低俗的匠氣一躍成為書畫兼優，點染雅致，古趣盎然的高級工藝品。以至其后延續數十年之久，宗風不變，形成明顯的不同于全國同類產品的地方風格。

這一創新，正迎合了文化氛圍濃郁的古城人的欣賞趣味，深受文人雅士和普通市民的喜愛，一時銷路大增。

為培養更多的青年藝人，還在瑞蓮寺后院“凖提閣”成立了“講習班”，由趙鐘琳、張拱辰、張直忱、趙仰岷擔任主講。講習班除講工藝外，還講習三民主義等新政、宣傳民主革命新思想。

競爭中的創新

民國11年，龔元凱任渭川道尹，第一個官辦的工廠因為道尹的變更而更名為“民生工藝廠”，更貼近“三民主義”的宗旨，便更具革命的氣息。由胡子葉、劉香甫、趙仰岷、趙慕華等繼任廠長。又在隴南14縣攤派4200銀元，作為發展雕漆生產的資本。到民國16年，趙仰岷另有所任，交由趙仰嶠負責。趙仰嶠原為甘肅省第三中學校長，兼數學、圖畫教員。家學淵源，書畫兼精，且勤于公事。不斷擴大生產項目，設立了“紡織科”，“漆科”、“木科”三科。內設木器、載絨、皮革、藤編、紡織和漆器，機織帆布、加工軍用裹腿、改良土布（改為寬面）等。在設計上亦有創新。將牛皮胎改為布胎，作出的漆碗輕巧耐用。金瓜式的脫胎果合、兩層書本形的梳妝匣、用布漆粘在一起的花瓶等，更受用戶歡迎。他不但經營有方，還培養了大批雕漆工藝人才，為天水雕漆工藝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后來，蒲巨川參與繪畫。繪畫風格沿襲趙氏父子二人，仍以菊、竹、梅、蘭四君子與減筆山水為主。構圖典雅，宗風不墜。

民國16年，地方人士張拱辰、張直忱、趙仰岷與原第一工藝廠銷貨員蒲寶珊，在宇清巷成立了“協濟工藝廠”（今新華門小學西南）。為贏得市場，他們另辟溪徑，更新產品，生產大件的簽押桌、茶幾、方桌、搖椅、靠背椅、木漆圓轉椅等。工藝多采取鏇腿。另有皮胎、脫胎等新型雕漆產品。張拱辰善書法，工畫蘭，加上趙仰岷善書各體，大件漆器亦顯典雅之風，產品曾暢銷一時，尤其生產的大煙盤等漆具，銷往漢中、平涼、蘭州等地，也算是與官辦廠子進行的第一次較量與競爭。但因經營不善，終又倒閉，重新并入“民生工藝廠”。　

之后，焦海山、周來有等人在鐘樓巷（現青年北路）又開辦了“蓮葉公司”，從西安聘來技師黃麻子，招收一批徒工從事漆器制做。

民國17年秋，因趙仰嶠被選為省參議員，由商會請原甘肅省教育廳督學楊德成擔任廠長，繪畫書法由堅子嘉負責。堅亦有書法功底，圖案設計亦趨于文人書畫。

期間，已學藝出師的漆工周榮堂、巨珍、張錦、楊奎元等人，先后離開民生工藝廠，自行辦起漆器作坊，自產自銷。于是，手杖、小碗、漆盤、茶幾、筆筒、印泥盒、帽架這些百姓日用的漆器便走入千家萬戶。

掙扎中的起落

真是禍不單行。民國17年的大旱，18年的饑荒與民國19年馬廷賢之亂接蹱而至，時疫流行，餓殍滿地，民不聊生，那是秦州人最黑暗最苦難的幾年。民生工藝廠因之業務蕭條，雖經努力經營，但毫無起色。民國19年秋，后任廠長又重視織紡，將雕漆生產放置次要，結果被張曉帆新成立的“玉泉紡織廠”擠跨。雖經商會扶持，撥款2000銀元，地方官府也將六城房租撥給工藝廠以作補貼。但因元氣大傷，銷路不暢，于民國21年左右漸次倒閉。

“民生工藝廠”倒閉之后，工人流散民間。有的自開作坊漆店，有的干采漆收漆；有的去作坊當匠人。就民族工業發展而言，不知這是倒退還是前進？

直至抗日戰爭爆發前夕，漆器生產才有所復蘇。抗戰開始后，中原工商戶內遷天水城，漆器行業又顯繁榮，從業戶增至十五六家，從業30多人。傳統的漆碗、食盒、筆筒、硯盒、茶盤、梳妝匣、小圓桌、圓凳等陸續面市，被稱作“文明棍”的雕漆手杖風行一時。是校仿蔣委員長嗎？大街上，公園里，留著背頭，戴著禮帽，穿著長衫的年青男士，出門時右手臂上都挎上了雕漆文明棍。但產量少，獲利薄，僅夠糊口。抗戰勝利后，大批內遷人員及工商戶紛紛返鄉，市內人口銳減，國民黨發動內戰，抽丁拉夫，貨幣貶值，通貨膨脹，苛稅日重，從業者難以維持，至1949年，漆器行業僅余兩家，生產蕭條。解放后至合作化，生產逐漸恢復，但1960至1962年困難時期，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雕漆生產被示為封、資、修的“四舊”之物，產品遭毀，藝人遭批，漆器生產被迫再度萎縮。

政治對經濟發展的制約就像套在工商業者手足上的繩索，縱使你有實業救國的遠大抱負，縱使你有高超的技藝，縱使你想擺脫貧困以辛勤勞動而發家致富，沒有一個寬松的政治環境，你的努力將付之東流。

起起落落的天水雕漆工藝，還是留下了迄今讓人為之自豪的藝術創新。趙氏父子三人首創的雕漆工藝與文人畫相結合，書畫兼行，莊重典雅的獨特的藝術風格，其折技畫梅、蘭、竹、菊與翎毛、山水，人物，構圖簡潔，書法凝煉，題款講究，大小件都能施展技藝。使天水雕漆工藝一開始就注入了文人書畫的傳統，形成了全國少有的獨特的裝飾風格。這一藝術傳統，從民國以來已延續數十年之久，并流傳至今，培養出了一代代文人畫師和技藝精湛的木工、漆工藝人。

老畫師蒲巨川，沿襲趙氏父子，以菊、竹、梅、蘭四君子與簡筆山水為主，構圖典雅，宗風不墜，各家作坊爭相聘請達二、三十年之久；畫師胡子文擅長修竹，清麗典雅；畫匠高志仁，自幼學藝，繼承家傳，描金彩繪裝飾工藝無所不通，油漆門面，裝裱字畫、扎風箏、糊燈籠，剪窗花無所不會。尤以繪故事、戲曲古裝人物見長；享譽漆器行業的郭氏三兄弟中，郭力學拜師汪基成學藝，精于制漆與髹漆，；郭炳學師從老藝人周志，手藝精湛；郭篤學，十四歲進“協濟工藝廠”拜巨珍為師，出師后一直在雕漆作坊當漆工十多年。三人勻為天水雕漆工藝重要創始人。老木工技師馬駿穆，自幼進“隴南第一工藝廠”師從陜西人李師傅，其技藝高超，精于硬木雕花及各種漆器工藝品的木胎制做，他設計的雙書鏡框、套盒、套盤、折邊盤、果盒、花瓶座等，精巧玲瓏，工藝精細。其后該廠的木工藝人，多出于他門下。這些人才和技藝為后來天水雕漆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如今，當我們走進趙鐘琳之孫，88歲高齡的趙榮堂老人的陋室時，驚奇地發現了他繼承祖業，在鵝蛋上刻繪、填色、燙金的一溜兒工藝品；收藏保管的祖父畫稿；現今少見的雕漆小盤小勺、雙書梳妝匣和仍在使用的雕漆方桌、畫桌時，我們深深被感動了。那鵝蛋上精雕細繪的飛天、金龍、鐘鼎八分，陰刻、陽刻的燙金瓦當紋；那小巧細膩的紅漆木底座，無不顯露出祖父當年的藝術風范。其實趙榮堂并未從事過雕漆行當，只是在收集祖父遺留的手稿時，偶然發現了祖父刻繪的一只紅雞蛋。那上面刻有一株簡潔的竹子，一旁題款為“生來瘦，老更鋼”，也許這正是趙鐘琳先生一生的追求與個性。受其啟發，1952年，當教師的趙榮堂便開始在業余時間搞起了蛋雕，且一干就是40多年。如今，他又將蛋雕傳給了自己的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