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運前的返鄉者：有人千里帶藥回鄉，有人回村排隊就醫   

2022年12月29日，廣州南站人頭攢動。這天中午，郝建國肩上背著一個背包，手提一個裝滿了泡面的塑料袋，步履匆忙地在人群中穿梭，生怕趕不上回家的高鐵。

“去年我是臘月二十九才回家的。但現在工廠已經沒有什么訂單了，所以只能提前回家。”郝建國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說，“目前工廠里至少大約有80%的工友已經返回老家。”他來自江西一個偏遠的山村，目前在廣東肇慶的一家服裝外貿工廠打工。

連日來，第一財經記者在廣州南站接觸了多位如郝建國這樣的提前返鄉人員，他們有的是因為疫情之下所在單位已經停工停業，有的是擔心春運期間的疫情會更加嚴峻，還有的是希望農村地區的“封閉”環境能夠與疫情隔離，如此種種，大家決定趕在春運前返鄉。

2022年12月27日，國務院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聯防聯控機制春運工作專班印發的《2023年綜合運輸春運疫情防控和運輸服務保障總體工作方案》顯示，2023年綜合運輸春運從1月7日開始，至2月15日結束，共40天。

多方信息表明，多數地區將在春運期間完成這一輪的新冠病毒傳播“達峰”，值得關注的是，隨著大量人員返鄉，農村地區的醫療資源和衛生環境將面臨更大挑戰。

帶藥返鄉

2022年12月29日，盡管距1月7日的春運啟動還有一周多的時間，但廣州南站服務臺上一位工作人員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現在“不是春運，勝似春運。這幾天，車站里的人流明顯增多，每天都滿人”。

在廣州南站的候車廳里，記者看到，候車的座椅上基本坐滿了回家的人，一些人因為臨時找不到座位，干脆坐在豎起的行李箱上等待檢票。

和郝建國一樣，來自湖南衡陽的趙立明也提前返鄉。2022年12月28日下午13點，年近60的趙立明和他的妻子，以及另外一對同樣來自湖南衡陽的工友夫婦坐在廣州南站的廣場上曬太陽，正在用雙手捂著頭部打瞌睡，等待下午18點開往衡陽的高鐵。“當時我們都以為來了就能買到中午的票，所以沒有提前買票。”趙立明說。

趙立明和其他三人均在廣州的工地里打工，為新建的房地產砌墻。大約一周前，他在工地里被上面掉下的磚頭砸斷了左手的兩根手指，術后手掌上還纏著一層白色膠布。但對于這些，他似乎并不在意，笑呵呵地跟記者說：“今年活少，工地時斷時續，賺不到什么錢。”他的妻子則因為晚上到衡陽時趕不上公交車，屆時將白白浪費一百多塊的打車費而嘮叨著。她腳下放著一罐尚未用完的花生油，說是正好拿回家做菜。

和去年臘月26日返鄉相比，趙立明今年提早了差不多三個星期回老家。據其介紹，在同一個工地上，至少已經有七成的工友已經從廣州返回老家了。

距趙立明他們大約20米外，是來自湖南永州一個鄉村的陳德生，今年56歲，正在太陽底下干啃著一塊年糕，等待下午一點多回家的高鐵。“這次回家主要是給家里的老人送藥。”他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說。

隨后，他從一個黑色的布袋里拿出一些感冒退燒藥給記者看。有氫溴酸右美沙芬片，也有氨咖黃敏膠囊。前者是一種用于治療干咳，包括上呼吸道感染（如感冒和咽炎），支氣管炎引起的咳嗽；后者則是用于緩解普通感冒及流行性感冒等引起的發熱，也可緩解輕、中度疼痛，如頭痛、四肢酸痛、咽痛等。這樣的藥品，他帶了大概三四盒。

這些藥，都是陳德升所在的公司自己生產并發給員工的。他所在的是一家國內知名的上市藥企，主要研制、生產、銷售中西成藥、化學原料藥、外用藥、兒童用藥和保健藥。他在該公司的藥廠里負責制藥設備維修。盡管藥廠目前人手非常緊缺，他還是請了一周的假。在此之前，他已經連續兩個月吃住都在藥廠里了，時刻盯著這兩個月來每天24小時滿負荷運轉的制藥設備。

過去一段時間，村里不少親朋好友都紛紛給陳德生打來電話，詢問他能否從廣州這邊幫忙買點感冒退燒藥回去。但他辦不到。他向記者坦言，這次給兩位年過八十的父母送藥回去，并沒有告訴村里的其他人。“（藥）拿得不多，只能給兩位老人，誰都不給。”

陳德生與妻兒都在廣州，只有年邁的父母還留在永州老家。家中的兩位老人屬于典型的“空巢老人”。

根據民政部2022年公布的數據，截至2021年底，全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2.67億，占總人口的18.9%；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2億以上，占總人口的14.2%。全國空巢老年人占比目前已超過老年人口的一半，部分大城市和農村地區，空巢老年人比例甚至超過70%。

看著疫情傳播逐漸加劇，陳德生愈發擔心老家的父母，一方面是老兩口身邊無人照顧，另一方面老家方面不斷傳來缺醫少藥的消息，因此他果斷提前請假回鄉。

在村衛生室排隊看病

在深圳一家工廠打工的陳芳則更早就返鄉了。

2022年12月18日，陳芳帶著剛滿6個月的女兒和年近七十的婆婆回到了老家海南。她的想法是，和深圳相比，海南氣候相對溫暖，村里也較為閉塞，或許可以讓年幼的孩子暫時躲過這場疫情。

但回到老家的陳芳發現，村里也已經“到處養‘羊’”。她一家子在到家的第二天，就陸續出現發熱癥狀，其中女兒高燒39.1℃。她說，如果是在深圳，那么她一定會把女兒帶到大醫院里就診。但在村里，她只好抱著女兒來到當地的衛生室。

陳芳所在的村莊，位于海南西部某市，整個村莊共有3800余人，衛生室有3家，各有一名醫生，其中一家配有兩名護士。這樣的配置已經高于不少同類的村莊，但發熱的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當陳芳抱著女兒來到衛生室時，遠遠就看到門口外面擠滿了人，她最后排隊等了兩個多小時才看上病。

在2022年的最后一天，該衛生室的醫生吳旺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說，他現在每天平均要看100多名患者，高峰的時候甚至有200人，其中有三分之二是發熱患者，人數是疫情“放開”前的七八倍。在吳旺的衛生室里，病情較重的發熱患者，一般會主動請求輸液。

由于看病的人太多，吳旺現在每天至少需要工作14個小時，有時候連吃飯的都顧不上。“除了自己感染新冠休息兩天外，我每天從早上8點開始，一直干到晚上10點，有時候會搞到凌晨12點。”他說。

眼下，最讓吳旺頭痛的是，衛生室里的感冒退燒藥已所剩不多，庫存大約只能支撐三四天，但現在到處買不到更多的感冒退燒藥。

也是在2022年的最后一天，在陳芳所在村莊的隔壁村開藥店的吳明達向記者表示，此前以為所備的退燒藥已經足夠，但目前已接近斷貨，大約還有“一天的樣子”。在疫情“放開”前，每天到他藥店里買感冒退燒藥的不到30人，但這兩周來，平均每天大約有180多人來買藥。由于一個人忙不過來，他的妻子也來幫忙。

吳旺和吳明達均向記者表示，村里大部分人都沒有做抗原檢測，更沒有做核酸，但他們發現，從在藥店來買退燒藥和在衛生室里看病的發熱患者來看，至少有90%的人都出現了發燒發熱癥狀。

感冒退燒藥面臨斷貨的還有當地鎮上的衛生中心院。12月30日，該鎮衛生中心院的院長給吳明達打來電話，詢問他是否還有多余的感冒退燒藥。

這個鎮的戶籍人口大約3萬余人（2020年數據）。記者從該鎮上的衛生中心拿到的數據顯示，目前該鎮每天接收的發熱患者有600左右人，高峰時有700多人，是疫情“放開”前的10倍。

發熱患者數量猛增的同時，醫護人員也抓襟見肘。記者了解到，該鎮衛生中心院共有60余名職工，其中醫生、護士各有12人，公共衛生人員10人左右，剩下的是藥房、收費、采購等后勤工作人員。如果以該鎮衛生中心院目前每天接診600名發熱患者來計算，平均每名醫生需要對接50名患者。

此外，這些醫生還需為其他患者接診。該鎮衛生中心院一名醫生向記者表示，這些日子以來，院里所有的醫生都是在“連滾帶爬”工作著。

“硬仗還在后面”

相比較而言，陳芳老家的醫療資源配置已經遠遠優于郝建國、陳德升等人的老家。

陳芳所在的鎮上的衛生中心院，其職工人數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來自國家衛健委的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末，中國2.96萬個鄉鎮共設鄉鎮衛生院3.5萬個，衛生人員149.2萬人。按此計算，這3.5萬個鄉鎮衛生院，平均衛生人員只有42.6人。

與此同時，陳芳所在村莊的衛生室數量，也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來自國家衛健委的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末，中國49萬個行政村共設村衛生室59.9萬個，在村衛生室工作人員136.3萬人。按此計算，平均每個行政村設有村衛生室1.2個，平均每個村衛生室有2.3個工作人員。

正如陳芳、郝建國、陳德升等人各自老家的情況一樣，數據顯示，鄉村醫療資源的分配很不均衡，但總體而言，各地村衛生室和鄉鎮衛生院這類最基層的醫療機構面臨的壓力是相同的。僅就老年人口來說，根據《2020年度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公報》，截至2020年底，全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2.64億人，其中鄉村60歲老年人口達1.21億人。

這也意味著，在當前疫情的沖擊下，全國其他3.5萬個鄉鎮衛生院和59.9萬個衛生院的醫護人員，或將面臨這更大的壓力。

2022年的最后一天，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印發《加強當前農村地區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下稱《方案》），部署加強當前農村地區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防控。

為保障農村地區醫療物資供應，《方案》提出，加快防疫藥物生產。關于健全基層疫情防控體系，《方案》提到“加強對農村地區醫療衛生機構的支持”。同時，統籌縣域內醫務人員調配，結合鄉鎮衛生院服務人口和服務量，加大鄉鎮衛生院醫務人員配備力度。《方案》在提到“加強重點人群健康服務”時要求，加快擴大農村地區65歲及以上老年人家庭醫生簽約服務覆蓋面，對重點人群實現簽約全覆蓋。通過電話、視頻、微信或線下隨訪等方式加強對居家治療觀察人員的健康監測、用藥指導、抗原檢測等服務。

“疫情已過三年，但感覺真正的硬仗還在后頭。”海南西部某市一家三甲醫院的一名工作人員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說。